在全球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地图上，迪拜的上升既不是偶然，也不仅仅是避险逻辑的延伸。
通过对财富迁徙趋势的观察可以发现，这座城市所承接的，并非是临时性资本流出。
而是一种以制度确定性为锚、以身份弹性为桥、以治理配套为载体的长期结构性迁移。
迪拜的优势并非取代传统中心，而是补充并重构全球资本通道的逻辑秩序。
文｜王健凡 字数｜5000字 预计阅读时间｜18分钟
引言
近年来，全球高净值人群的地理分布结构正在经历深度调整。在多个传统财富中心城市出现资本净流出的背景下，少数新兴城市正表现出较强的财富吸纳能力。
根据Henley & Partners于2025年发布的《World’s Wealthiest Cities Report》，迪拜当前拥有超81,200名百万（美元）富翁，包括237位超高净值人士（资产超过1亿美元）与20位亿万富翁。这一数字使其在全球排名上升至第18位，为历史首次进入全球前二十强，也是中东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
迪拜的财富聚集趋势具有结构性特征，表现为高净值人口的“目的地属性”日益增强。与此前基于自然资源驱动的城市发展逻辑不同，当前迪拜所吸引的财富更多源于跨国企业家、资产管理者、技术创富者及家族继承人。
这一转变标志着城市功能的外延正在从“资本自由港”向“全球财富配置平台”演进，其背后的核心变量包括制度优势、身份政策、金融基础设施成熟度及社群黏性。更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并非短期现象。在全球税收政策趋严、金融监管增强、地缘不确定性扩大的背景下，高净值人群对于资产保值、身份规划和代际传承的需求正在同步增长。
而迪拜所提供的，是一个制度明确、资本开放、身份弹性的完整“解决方案”——不仅能容纳财富的流入，更具备让财富停留、转化与再配置的制度化空间。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梳理全球财富迁徙的宏观结构与迪拜所处的节点位置；其次，解析迁入迪拜的高净值人群画像与资本行为；最后，观察财富集聚是否正在生成新的社群生态与功能性资本网络，进而推动迪拜向更高阶的全球金融枢纽演化。
全球秩序的缝隙里，迪拜恰好站对了位置
自2020年以来，全球高净值人群的迁徙路径正在被重新改写。这种重新布局，已不再仅由经济机会或投资回报率驱动，而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结构性风险——战争、资本管控、税收政策转向、地缘政治冲突与监管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全球富豪配置行为的核心变量。
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美国家对地缘政治敏感国家的资产冻结与限制措施显著升级，推动避险资本加速流动。进入2023年，美国进一步强化外资审查体系，尤其是对关键技术领域的跨境投资风险表达出更高警惕。尽管《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本身并未修订，但拜登政府通过签署第14105号行政命令，启动了针对美国对外投资的安全审查机制，标志着美国在外资监管框架上，正从“单向审查”迈向“内外双向”的制度扩展。与此同时，过往部分金融中心的监管趋严，也在逐步削弱其对高净值资本的吸引力。
Knight Frank发布的2024年《Wealth Migration Report》显示，当年全球约有12.2万名百万富翁完成了跨国迁移，创下新高。其中，阿联酋吸引的高净值迁入人口超过4,500人，位居全球第一。
趋势已经非常明确：全球财富的迁徙路线，正在偏离原有中心，向制度友好、身份灵活、地缘稳定的地区加速集结。迪拜正是这张新地图上最突出的承接点之一。它的吸引力，并非靠某一个因素构成，而是源于制度设计、政策取向、金融开放度与地理中立性的综合协同。
首先是税制层面的制度吸引。作为全球少数仍实行零个人所得税、零资本利得税、零遗产税的主要城市之一，阿联酋为高净值人群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财富保值环境。
2025年起，阿联酋仅对利润超过375,000迪拉姆（约10万美元）的公司征收9%的企业税，且不适用于大多数个人家族信托架构。这种低负担、高确定性的制度框架，尤其受到家族企业继承人、科技创业者与新兴市场资本拥有者的青睐。
其次，迪拜所处的地缘位置具备稀缺的“多边兼容性”。它与美国保持安全与金融合作关系，与中国建立了稳固的经贸与投资通道，与俄罗斯、中亚与非洲多国亦维持开放对话。
这种相对中立而不失灵活的战略定位，使得迪拜在全球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成为众多高净值人群的“政治中性资产避风港”。
此外，迪拜在合规与监管体系上实行“渐进式开放”原则。在打击洗钱、落实OECD跨国信息交换标准等方面保持国际对接，但又保留了相对宽松的监管节奏。2023年成立的虚拟资产监管局（VARA），为数字资产企业及其高净值客户提供了合法操作框架，相比欧美主要市场对该领域的压缩监管，迪拜显得更加务实而包容。
这种制度环境并不是悬空设计，而是和城市的高净值生活配套系统形成完整闭环。从子女教育（英美制国际学校密度居全球前列），到医疗保障、语言服务、全球航线通达性、多币种金融账户与资产服务体系，迪拜为资本的长期停留与身份的渐进转换提供了现实路径。它不是临时的财富停靠站，而是具备常驻机制的全球资产安置平台。
因此，在一个秩序松动、制度断层与信任重构并存的全球阶段，迪拜的角色愈发明确：不是偶然的受益者，而是主动型的制度建构者。它所承接的，并不仅是“出逃”的财富，更是一次结构性迁徙中对安全、自由、灵活的综合需求汇聚。
谁在来？一张正在重绘的全球富豪地图
如果说制度与政策构成了迪拜对资本的吸附力基础，那么理解财富迁徙的深层逻辑，还必须回到个体——是谁在搬迁？为何而来？又如何在这座城市重新配置其财富、身份与未来？
从数据来看，迪拜的高净值人群迁入趋势，已从早期的中东地区资本回流，演变为多源头、跨大洲、结构化的新一轮全球财富再部署过程。
根据Henley & Partners发布的《Private Wealth Migration Dashboard》，2023年阿联酋净迁入高净值人口达4,500人，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迁入者中，不仅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创一代”企业家，也包括部分欧美传统财富中心外流的高净值家庭与家族办公室。
从来源国结构来看，中文母语者的资本释放尤为突出。不少企业创始人和科技新贵正在寻求“海外锚点”。根据DIFC数据，截至2024年底，约有超过130家以中文母语为主要服务语言的家族办公室或财富管理平台在迪拜注册。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俄罗斯的超高净值人群迁移。尤其在2022年后，面对欧美系统性制裁与资产冻结风险，大量家族将部分核心资产、信托结构和私人银行服务迁往迪拜，并在本地设立新的控股平台，以完成对冲与再配置。一位不愿具名的离岸律师在接受《Economist》采访时表示：“对于一部分俄罗斯家庭来说，迪拜的金融自由度与身份规划弹性已经取代塞浦路斯，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中性资产管辖区。”
印度是另一个重要来源国。印度高净值人群更多是出于税收筹划与全球家族化布局考量。据Campden Wealth 2023年报告显示，超过67%的印度超高净值家庭在境外设有第二居所或持股平台，其中迪拜位居前三。英语通用、法律体系兼容，以及与印度长期经贸合作背景，使迪拜在印度富裕阶层中具有高度的操作便利性。
这些迁入者并非以“避难型”心态进入迪拜，而是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落地化”趋势。一方面，他们并不只是购买房产或短期停留，而是通过设立家族办公室、申请黄金签证、将子女送入本地国际学校等方式，完成“资产—身份—家庭生活”三位一体的系统迁移。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迁入者正在本地设立运营型企业，尤其集中在科技服务、医疗创新、金融科技与高端消费品领域。迪拜对于这些高净值人群而言，已不仅是财富存量的“安全屋”，更是增量资产运营的平台选项。
值得关注的是，迁入人群结构正在发生显著代际变化。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守成型老钱”，当前迁入迪拜的高净值人群以第一代财富创造者为主。他们更偏好快速响应的制度环境、更高的信息透明度、更强的服务可达性，以及对家族治理结构的灵活设计。这一变化，也正在倒逼迪拜本地金融服务机构从传统“家族信托+房产配置”模式，向“多币种架构+跨境税筹+治理咨询”方向升级。
在宏观层面，这些迁徙行为反映出一个清晰信号：全球高净值资本正从“临时避险性流动”，转化为“制度选择驱动下的结构性重组”。这场迁徙不仅重绘了财富地理，更改变了财富本身的组织逻辑——它不再以国籍、居所、银行为基本单位，而以“配置效率”为核心参数，重构全球私人资本的归属地图。
全球财富的集聚效应：当富人遇见富人
高净值人群的迁徙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
当资本开始集聚，其背后必然孕育出新的服务体系、制度平台乃至圈层生态。而当集聚达到一定规模，这种“富人效应”便不再是现象描述，而是一种具备自我强化机制的结构力量。在迪拜，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并正以某种“城市再定义”的方式持续深化。
首先，集聚效应最直观地表现为服务体系的高度专业化。近年来，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与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DMCC）迅速扩容，成为中东地区家族办公室与私人银行业务最密集的地带。
截至2024年，DIFC已吸引超过400家资产管理机构与多家国际私人银行设立区域总部，其中相当比例专门面向高净值人群与超高净值家族提供服务。DIFC 2023年修订的“家族财富与家族企业管理法律框架”（Family Arrangements Regulations）首次明确为跨国家办结构提供法律认定基础，成为中东首个专门支持家办治理、税务中性与继承规划的成文机制。
与此同时，以财富圈层为核心的人文与社交基础设施也在快速扩展。高端会所、超豪华游艇港、私密医疗服务网络、国际学校联盟、艺术基金会与教育信托逐步交织成网，构建出一种具备“资本身份识别能力”的生活体系。
这种生活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奢侈，而是一种高净值人群间识别、信任与共谋机制的物理承载。换言之，他们不只是“住在迪拜”，而是“活在一个被类似财富结构围绕的微型共同体”中。
这种社群效应带来的，不只是消费升级或服务创新，更是一种“制度黏性”。对不少迁入者而言，一旦形成家庭教育安排、医疗保险方案、家族信托平台与本地生活路径，他们不仅不再流动，反而开始“制度内化”——围绕本地法律架构建立新一代家办平台、将全球资产归口至本地银行进行监管备案、通过阿联酋护照或永久居留完成跨代迁移路径设计。这标志着迪拜正在从“全球资本避风港”转变为“全球财富再制度化节点”。
更深层的集聚效应，体现在城市功能的转向。迪拜不再只是“全球物流与旅游中心”，而在向“资本制度生态平台”跃升。在这一平台上，财富不再仅是交易或存储的对象，而是重新配置、相互认同与共同治理的基底。这种转变也反向推动了阿联酋监管体系的制度进化：更透明的税务居民认定、更标准化的金融披露程序、更复杂的资本结构服务体系，均是在回应这一特定人群的长尾需求。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迪拜的集聚效应并非孤例，但却在密度、结构和效率上具备某种“先发样本”的特征。相比新加坡的法治透明优势、香港的金融惯性、迈阿密的美洲资本流入口定位，迪拜凭借其税收中性、身份灵活、政治稳定与地理中立的综合配置，在财富转移结构性逻辑中“站在了力量汇聚的中心”，而不仅仅是两端之间的通道。
换句话说，超级富豪正在选择迪拜，不仅因为这里可以避税、开户、买房，而是因为这里已经逐步生成了一个“与他们的全球身份相适配的制度环境”。他们在此相遇、协作、生活，并在这座城市里完成从资本所有者到制度参与者的转换。
总结
在全球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地图上，迪拜的上升既不是偶然，也不仅仅是避险逻辑的延伸。通过对财富迁徙趋势的观察可以发现，这座城市所承接的，并非是临时性资本流出，而是一种以制度确定性为锚、以身份弹性为桥、以治理配套为载体的长期结构性迁移。
总结来看，三重因素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底层逻辑：其一，在全球秩序裂解背景下，迪拜通过税制中性、政策中立与监管弹性，提供了一个“低制度摩擦”的资本安置空间；其二，高净值人群的迁徙已从战术性避险演化为战略性配置，形成稳定、多元的迁入结构；其三，在财富集聚效应推动下，城市功能正在从全球通道转向制度平台，并围绕高净值生活方式、信托架构、身份规划等维度生成独立生态。
迪拜的优势并非取代传统中心，而是补充并重构全球资本通道的逻辑秩序。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型资产港口，它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资产“进得来”，而在于资产“愿意留下来”。在下一阶段全球资本地理调整中，迪拜或将继续扮演“结构性赢家”的角色。
参考：
〔1〕 Henley & Partners. (2025). World’s Wealthiest Cities Report 202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enleyglobal.com/newsroom/press-releases/wealthiest-cities-report-2025
〔2〕 Knight Frank. (2024). Wealth Migration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knightfrank.com/research
〔3〕 DIFC. (2023). Family Arrangements Regulations.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uthority. https://www.difc.ae
〔4〕 Campden Wealth. (2023). Family Office Report: Asia and Middle East Edition. https://www.campdenfb.com
〔5〕 Bloomberg. (2024). Why More Chinese HNWIs Are Choosing Dubai. https://www.bloomberg.com
〔6〕 The Economist. (2023). When the Rich Relocate: The Rise of Capital Nodes like Dubai. https://www.economist.com
〔7〕 UAE Ministry of Finance. (2024). Corporate Tax Law & Guidance. https://mof.go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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